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首批入选人民案例库的案例共计3711件，其中无锡法院共入库57件。

　　1. 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5. 无锡某印染有限公司、黄某某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纠纷案

　　35. 无锡某甲置业有限公司诉无锡某乙置业有限公司、晋某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40. 深圳市某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某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无锡某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中未经批准占用并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应承担恢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恢复原状” 不仅指就地恢复原有的环境状况，更主要的是指恢复环境的生态容量，达到生态平衡，这更符合恢复原状的法理精神。如果能够就地恢复，即应就地恢复，若就地恢复确有困难，可以异地恢复，以尽量达到或超过原有的生态容量水平。

　　将有毒、有害食品作为赠品交付消费者的，综合考虑主产品和赠品的价值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目的，能够认定以赠品为名行销售之实的，应当认定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主产品的价值在计算销售金额时作为犯罪成本，不宜进行扣除。

　　本案发生在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当时的罪名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目前已调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涵括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情形。就欺诈发行证券而言，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券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应当依据结果数额作为欺诈发行债券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结果数额是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除案发前归还以外，往往也是投资人实际遭受损失的数额。

　　疫苗属于生物制品类药品，其功能主要在于预防、治疗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而生理盐水通常不具有上述功能，不属于药品。使用生理盐水充当“疫苗”，属于“以非药品冒充药品”，应当认定为“假药”。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销售假药，尽管具有诈骗犯罪的特征，但与诈骗犯罪主要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有所不同，所涉行为主要侵犯被害人健康权，宜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

　　在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中，判断当事人提起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基础及其对该种权利基础的认识能力、当事人提起侵权诉讼的目的等因素。

　　对于污染者自行提交的《环境修复报告》，人民法院要审查以确定能否用于环境修复，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并邀请专家出庭发表意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确保实现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目的。若该《环境修复报告》不能实现修复目的，应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专家另行出具修复方案、监理方案，确保污染预防、治理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投案意愿必须出于主动、自愿，这是自动投案的核心要求，更是实质性条件。具体判断投案是否主动、自愿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自动投案须是基于犯罪分子自由、真实意志的选择，二是投案行为须反映犯罪分子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主动属性。犯罪分子作案后留在原地等候抓捕的行为是否具有投案的主动性、自愿性，要结合案发时的客观环境和犯罪分子的具体举动进行综合判断。如果犯罪分子作案后因遭到周围群众围堵被迫留在现场的，不能认定其具有投案的主动性、自愿性；如果犯罪分子明知他人已报案，在有条件逃离情况下留在现场等候公安人员到来，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表明其有将自己交付司法机关控制的意愿，其行为成立自首。

　　微信账号不仅绑定了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信息，还以微信头像、朋友圈、微信运动等形式记载了自然人的个人特征、社会关系、行踪信息等，这些信息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买卖微信账号行为的实质是买卖微信好友的个人信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

　　个人既是单位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承担单位犯罪责任；同时又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应当分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分别量刑，再根据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并罚，不能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金额直接累加认定虚开犯罪数额。

　　行为人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车辆，存在醉驾、横跨多车道、掉头且逆行时间较长等多项违章行为的，应当结合案发时的路况、车流量、相对车速、逆行时间和距离等客观情况以及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结果的主观心态进行综合判断，认定其行为是否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威胁，进而判断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放火的方式实现其他犯罪目的的行为属牵连犯，处理原则是择一重罪论处，但适用该原则应以一行为触犯数罪名为前提，即该行为须同时符合数罪的构成要件。放火罪是刑事犯罪中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一类犯罪，在量刑上与妨害公务罪差距较大，在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应当慎重。若投掷点燃汽油瓶的行为明确指向在场执行公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特定对象，且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尚不足以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不构成放火罪；该行为没有造成重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1）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本质是财产权确认之诉，应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确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申请没收，与涉案财产有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或单位可以作为相对方应诉。在审理中，先由申请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申请机关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即使利害关系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法院仍不予裁定没收。

　　（2）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采用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当控辩双方都能够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违法所得没收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3）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严格禁止替代没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是普通刑事定罪程序，不涉及追缴和惩罚问题，而是对涉案财产权属的确认之诉，即在扣押、查封的财物中对其中的违法所得进行甄别后予以没收，因此，法律明确规定本程序有别于普通程序，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等相关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而不能简单套用刑法第六十四条关于责令退赔的规定。

　　（4）混同、添附行为不能否定违法所得的性质，违法所得转化、转变的部分依然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在具体审查时，应当注意对申请没收的财物分为三步进行审查：第一步，审查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发生混同时，申请没收的财物形态有无发生变化。第二步，审查申请没收财物发生混同后，该财物有无产生收益或孳息。第三步，根据比例原则确定没收的数额。

　　202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在提取血液样本前脱逃或者找人顶替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虽然发生在《意见》之前，但裁判理由与《意见》相符。

　　（1）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证明，而非一律适用最严格证明。当讨论具体个案中的量刑事实时，默认前提是该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不宜再将严格证明应用于所有量刑事实，特别是从轻处罚事实。对于由控诉机关提供的从重量刑事实的证明，仍应坚持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而被告方提供的从轻、减轻等有利于被告人量刑事实的证明，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此类量刑事实应当允许进行自由证明；质言之，在证据种类、提出和调查方式上不应进行苛刻要求，对于用于证明有利于被告人量刑事实的证据的证明能力不应作严格的限制。

　　（2）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可以适用优势证明标准。自由证明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场合，如果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一律要求严格证明，就会导致取证能力较弱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获证据被采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利于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无论是严格证明中的通常标准还是自由证明中的优势标准，蕴含的价值取向均是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行为人在缓刑判决生效前又犯新罪，不再符合缓刑的实质条件，应撤销缓刑后数罪并罚；缓刑判决生效前又犯新罪时，不能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缓刑判决；缓刑判决生效前又犯新罪的，应参照适用刑法第七十七条。

　　故意伤害罪（致死）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以成立故意伤害罪为前提。因此，行为人虽然对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系过失，但对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系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身体健康，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而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既无伤害的故意，更无杀人的故意，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否定的态度，既不希望发生被害人身体受伤的危害后果，更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不希望发生危害后果，还是根本不在乎危害后果是否发生，危害后果发生与否均不违背其意志。

　　对于欺诈侵财类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适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对于逃避债务类虚假诉讼行为，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或者在无证据证实他人无法实现的债权具体数额的情况下，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人自动履行裁判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权益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适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对于行为人出于其他目的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情形与逃避债务类行为类似，义务人自动履行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财产权益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适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

　　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对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而予以减刑的司法审查，应将认罪悔罪作为首要审查因素，着重考察罪犯人身危险性中的主观恶性是否消除；并结合罪犯判前表现与交付执行后的表现对照审查；以及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重视服刑期间，特别是减刑间隔期内的行为表现审查；最后应注意适用明确法律规定，避免将刑事政策等学理性或原则性规定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1）前罪因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和生效而被加重刑事处罚，不等于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后罪自然不应构成累犯。

　　（2）漏罪的发现和新罪的实施均是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弱化的否定，与减刑的初衷相悖，故前罪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应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当中。

　　（3）后罪实施于前罪刑罚执行过程中（因客观原因刑罚执行中断），属于刑罚执行过程中再犯新罪，应适用“先减后并”的原则数罪并罚。

　　（1）民事纠纷（欺诈）与诈骗罪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不能因为客观上存在交易关系就断然否认诈骗罪的成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事纠纷（欺诈）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客观原因，一时无法偿还；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归还，而是根本不打算偿还。

　　（2）一般认为，根据处分对象的不同，假借国家公权力类诈骗案件中“财产取得”的判断标准亦有所区别：就财物而言，取得财产的最低限度是取得财物的占有，占有的取得当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就财产性利益而言，取得财产意味着行为人或第三者获得（或享用）了财产性利益，存款债权便属于后者。

　　（3）一般而言，诈骗案件只涉及行为人与被害人，涉案财产也只会在两者之间流转，被害人的损害意味着行为人的取得，反之亦然。但是，在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取得财产与财产损害便不具有同质性。换言之，此时被害人的财产损害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也不能简单地以行为人或第三者是否取得财产来判断被害人是否遭受财产损害。

　　关于共同预谋并实施第一次盗窃后离开，对同伙的第二次盗窃行为是否担责的认定。行为人与他人共同预谋进行盗窃，实施第一次盗窃后中途离开，未实施第二次盗窃，事后参与销赃、分赃的，应对两次盗窃行为均承担刑事责任。行为人与他人共同预谋，主观上对实施盗窃犯罪具有概括故意，尽管其中途离开，未直接参加第二次盗窃，但两次盗窃活动均在共同故意的范围内，时间、地点也具有连续性，第一次盗窃行为客观上为第二次盗窃行为提供了极大便利，两次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且行为人事后积极参与销赃、分赃，故行为人应当对同案被告人的第二次盗窃行为负刑事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除依据判决作出国的法律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性外，还必须具备终局性和确定性。有待上诉或者处于上诉过程中的判决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人民法院应当以该外国法院判决不符合终局性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其承认和执行的申请，而非拒绝承认和执行。上诉程序终结后，该外国法院判决是终局性、确定性的，申请人可再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未在合同上签字署名，但在负责签订、履行合同的调查、核实、商谈等工作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被骗的，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2）玩忽职守类犯罪出现法条竞合时，应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被告人的行为既符合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同时又符合刑法第四百零六条的特别规定时，应当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依照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定罪处罚。

　　（1）罪犯在假释期间又犯新罪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不计入已执行的刑期。罪犯只要是又犯新罪或者被发现还有漏罪尚未处理，需要进行数罪并罚时，先前裁定减去的刑期一律不计入已经执行的期限，也就是说先前的减刑裁定被“一笔勾销”，不管先前罪犯被减刑几次、被减去的刑期有多长。金融理财服务管理

　　（2）罪犯因未被发现漏罪而数罪并罚时，虽然已经被裁定减刑的刑期不计入已执行的刑期，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在数罪并罚之后的服刑期间获得一定程度的“返还”或者“偿还”，当然，这种“返还”或者“偿还”并非具有法定的确定性，需要结合罪犯的表现情况而酌情考虑。

　　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因犯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其已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应通过法定程序中止前罪的暂予监外执行，即从抓获之日起其履行的是新犯罪的刑事强制措施的义务，不应视为所服前罪判决的刑期，故应以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抓获之日为终点计算前罪的剩余刑期。

　　面对围殴使用事先准备的工具进行自卫，不影响防卫性质的认定。对认定正当防卫有影响的，并不是行为人携带并使用了可用于自卫的工具，而是行为人是否有斗殴的故意。这种斗殴的故意需要综合行为人当时的言行、对方的举动、现场的环境氛围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在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事先准备工具是出于防身等自我保护目的的情况下，携带工具、使用工具和斗殴故意之间的逻辑关联应被当然的否定。

　　行为人以公司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要件判断是否构成相关犯罪，行为人通过成立公司掩盖犯罪目的、逃避法律打击的，不影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

　　（1）关于房屋出卖人单方变更购房款支付方式导致抵押权不能涤除的违约责任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抵押权涤除，出卖人单方变更履行方式，且未提供担保措施担保其能够在取得购房款后及时涤除抵押权的，买受人有权拒绝付款，其拒绝付款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2）关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出卖人为房屋设定新抵押且不能涤除的违约责任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出卖人为房屋设定了新的抵押，且于抵押到期后明确表示不予涤除，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因此导致合同解除的，买受人有权向出卖人主张房屋差价损失等违约损失赔偿。

　　（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对赃物性质有确定性认识。法律对行为人“明知”的推定有严格的规定，以防止客观归罪。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明知”认定的规定，可从以下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的明知状况：①行为或交易时间是否反常；②行为或交易地点是否反常；③财物交易价格是否反常；④财物是否具有特殊标志；⑤行为人对本犯或上游犯罪的知情程度；⑥交易的方式是否反常；⑦行为人是否因此获取了非法利益。

　　（2）认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界定：①该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②该行为是违反国家规定；③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需要刑罚干预的程度。

　　“入户抢劫”的基本结构为：入户前持有非法的入户目的→入户行为→户内以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实施抢劫或者转化型抢劫。换言之，只有先后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构成“入户抢劫”加重情节。

　　（1）行为人以实施抢劫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符合“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入户”应当以实施犯罪为目的，即行为人进入他人住所的目的及后续行为应当达到刑罚处罚的程度。

　　（2）行为人实施了“入户”行为。①“户”的特征应当从功能和场所两个方面进行认定。②“入”的判断应当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客观方面，无论是在犯罪预备阶段还是犯罪着手实行阶段，行为人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均应当认定为“入户”。主观方面，“入”户必须是未经被害人同意的，是一种未经许可的进入行为。

　　（3）对“在户内实施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不应做过于严格的解释，即只要行为人的抢劫暴力行为有一部分发生在户内，就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独立保函制度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欺诈例外”原则的保驾护航。欺诈例外是独立保函独立性的例外情形，不受保函独立于基础交易原则的制约。人民法院在审查保函的受益人向义务人提交关于基础合同的债务人违反合同义务的声明等情形时，虽然不应全面审查基础交易关系，但可以就基础合同与保函相关的内容以及履行情况作必要、有限的审查，以判断受益人是否构成欺诈。

　　公司司法解散的条件包括“企业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与“股东利益受损”两个方面，金融理财服务管理经营管理的严重困难不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而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由于公司经营管理机制“瘫痪”导致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

　　（1）成立“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关键点有二：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出资，二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参与管理、经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和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只有在既无实际出资又未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获取利润，其所获利润方属于以合作投资名义进行权钱交易的变相受贿行为，以受贿罪定罪处罚。相反，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真实的投资，即使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活动，也不能认定为受贿罪，因为根据《公司法》“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公司股东享有投资收益权，此时不能认定为受贿，而属于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由此可见，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以本人或者亲属及其他关系人员名义，与他人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出资的真实性是区分其犯罪与违纪的根本。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解决公司的经营困难，不能认定为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国家工作人员以本人或者亲属及其他关系人员名义，参与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在名义上出资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受贿罪，还需要考察其是否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可从以下方面判断：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在公司等营利性组织中实际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是否实际承担投资风险；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管理、经营是否独立于其职务，系其额外的体力、智力的付出。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合作投资时，其身份具有双重性，兼具国家公职人员和民事投资主体身份。如果在合作投资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合作投资者及投资项目获得便利条件、解决纠纷，则所谓的“参与管理、经营”实际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参与管理、经营”不再具有独立性，也就不被法律认可。

　　行为人盗窃的数额已满足数额巨大的标准，又具有减半认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直接以盗窃数额巨大标准确定刑格，减半情节作为酌定情节考虑。具体而言，完整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需综合考量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盗窃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造成的主要社会危害是财产损失，将数额作为盗窃罪的主要定罪量刑标准合乎法益保护原则。但数额仅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之一，不能涵盖诸如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节所体现出的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列举的特殊减半情节，即使不能作为确定量刑起点和法定刑的依据，也应当作为宣告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行为人作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用于帮助亲友完成银行揽储任务、购置房产，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从中获取利益的，属于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

　　（1）行为人作为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收受他人钱款后，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构成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

　　税务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行为必须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即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徇私舞弊不征应征税款的行为表现在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中，如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以及税务检查等，税务工作人员在上述任何环节违背法律，滥用征管职权，都是徇私舞弊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整体上属于不作为犯罪，但其徇私舞弊行为却有作为形式与不作为形式之分，作为形式包括虚假税务登记、涂改账簿、伪造纳税凭证、擅自减少应纳税数额等，不作为形式包括该查不查，隐瞒不报征管过程中发现的疑点等。本案中，杜某某事先已经知悉周某某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有实际收益的情况，但其安排下属工作人员到该公司例行检查账面时，为徇私情，未将该情况告知下属，在下属未能发现疑点时，也未告知其作进一步核查，最终导致国家税收受到重大损失。可见，杜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以不作为形式实现其不征税款目的，符合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的特征。

　　（2）关于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税款损失数额的认定。在计算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造成的税款损失数额时，应当以纳税人已经实现的实际所得额作为基础。案涉转让股权收益的，根据个人所得税缴纳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作变更登记，且所得已经实现的，转让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故应当以案发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收益扣除其原实际出资额及相关税费，计算其应纳税额，并据此计算应征未征税款的损失数额。股权转让人对其他股东或债权人是否负有缴纳出资义务，属民事法律范畴，不影响其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深圳市某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某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无锡某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1）公司以其财产为股东清偿债务，财产受让方系以消灭原有债权的方式付出了财产对价，公司的清偿行为并不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法定情形，财产受让方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该行为影响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公司未经决议程序为股东清偿债务，相对人未对公司决议程序进行合理审查，该清偿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公司或其他股东有权选择是否追认，主张不发生效力的权利应归于公司或其他股东，公司的债权人无权代位主张。

　　（1）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作为财产保全担保方式时，保险人与保全申请人、保全被申请人之间存在保险和保证双重法律关系。在保险人依据其与保全被申请人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向保全被申请人履行保证责任之后，保险人享有对保全申请人的担保追偿权。如果保全申请人在诉讼保全责任险中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成立，则保全申请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与保险人对保全申请人的担保追偿权构成抵销，保险人无权主张担保追偿权。

　　（2）保险人担保追偿权成立的前提是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不能成立。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法律后果，保险人不具有合同解除权或者没有解除保险合同的，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在此情况下，保全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成立，某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全申请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保险人而言，若认为保全申请人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情形，应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以此免除其在诉讼保全责任险中的保险金给付义务，进而确定一旦承担诉讼保全赔偿责任，保险人对保全申请人的追偿权得以成立。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法定权利，其行使的主体应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新公司法出台后，公司法的基础理论最为显著的变化即从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转变为授权资本制，如果瑕疵出资并不导致公司设立无效，一般不宜轻易否定瑕疵出资者的股东资格。在一般的瑕疵出资（如未足额出资、出资评估价值不实）情形下，如果出资者具备认定股东资格诸要素中的其他任何一个，如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记载、工商登记，一般即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在具有股东资格后，即意味着股东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自益权指股东以自身利益为目的行使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财产权，如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依照法律、公司章程转让出资的权利、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出资的权利、优先认购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依法分配公司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的权利；共益权指股东依法参加公司事务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权利，是股东基于公司利益兼为自身利益行使的权利，如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参加权、提案权、质询权、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临时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与主持权、了解公司事务、查阅公司账簿和其他文件的知情权、公司解散请求权等权利。

　　关于瑕疵出资股东受到的权利限制，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允许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予以限制的权利仅限于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直接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而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并未进行禁止性规定，故股东的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亦不影响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1）房地一体抵押原则中的“视为一并抵押”是一种法定抵押权，是一种无需登记即设立的抵押权，即如果抵押人只为房屋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之一办理了抵押登记，即使另外一项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范围亦自然涵盖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另一财产，就未抵押财产抵押权人取得的是法定抵押权，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构成了债权人的共同抵押财产。

　　（2）当事人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债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土地上已有的建筑物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已完成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单方委托鉴定意见应严格进行审查。单方委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避免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拒绝定损或怠于定损导致车辆损失无法确定，也可以防止保险公司过分压低定损金额，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对单方委托在程序上要严格把关，保证保险公司参与程序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在鉴定意见存疑的情况下，应当允许重新鉴定。

　　（2）定损义务是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司法实践中，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往往怠于定损，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评估费等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1）单方委托鉴定意见的认定问题。单方委托是车辆损失保险合同纠纷的常见问题，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接到事故报案后，均会及时自行查勘定损，但是，单方委托仍时有发生。被保险人之所以进行单方委托，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定损价格过低，双方又无法协商一致，故委托公估公司等对车损进行鉴定。在此情形下，保险公司对评估金额通常不予认可，往往会申请重新鉴定，此时人民法院需要考虑单方委托鉴定的程序是否存在问题，鉴定意见实体上是否存在问题，作出相应的处理。

　　（2）应注意防范利用单方委托“骗保”的问题。司法实践中，被保险人虚构事实、隐瞒情况，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项的情况时有发生，损害了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也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审理中，要严格审查单方鉴定在程序上、实体上是否存在问题，对可疑的单方鉴定意见，应允许当事人进行重新鉴定，以保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

　　龟甲牡丹等仙人掌科珍稀植物，虽未列入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明确列举的野生植物，应当认定属于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珍稀植物”。行为人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向国外卖家购买上述濒危野生植物，并通过邮寄入境或由边民绕过口岸边境设关地携带入境等方式完成交易，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罪。

　　对于未成年男性性侵未成年女性的案件，行为人所用手段中的暴力、胁迫等特征和未成年女性的反抗激烈程度常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因此，对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审查判断，应当在分析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全案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双方关系、未成年女性的身心特点、个人经历、认知能力以及现场所处环境等因素综合判断。另外，实践中，对于被告人、被害人均系未成年人的案件，在审理中应当注重双向保护。

　　（1）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构成新要约，原要约失效，在新要约未得到对方承诺前，合同未成立。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格等作出变更，因该类事项属于合同的重要要素和重大事项，此类变更属于实质性变更。新要约必须得到对方的承诺，否则新的合同不能成立。

　　（2）要约可以撤销，撤销的意思表示须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到达受要约人，要约方能有效撤销。在合同订立过程中，难免有各类讨价还价，在未达成正式的、一致的意见之前，双方均有磋商谈判的权利，磋商中可以随着当时的情境改变自己的报价。一旦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合同成立并生效后，有约必守的契约精神就约束着各方，此时，再作变更必须征求对方的同意了。

　　区分义务帮工关系和承揽合同关系时应当考量以下因素：（1）主体不同。承揽合同关系一般发生于企业等商事主体之间，义务帮工关系则通常发生在邻里、亲戚、朋友等个人之间。（2）事项不同。承揽合同关系一般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事项，义务帮工关系通常是专业性不强的工作事项。（3）劳动工具的提供不同。承揽合同的承揽人一般以提供该种劳动为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在工作时通常自带工具或者设备；义务帮工人往往并非以提供该种劳动为主要经济来源，而是基于熟人之间的情谊提供帮助，所以工作时使用的工具或者设备通常由被帮工人提供。（4）是否有偿。承揽合同有偿，义务帮工关系无偿。司法实践中金融理财服务管理，不少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习惯，仅存在口头合同，而且在完成工作任务后结算价款。对于是否存在报酬，特别是在熟人之间是否存在报酬，很难认定。此时，应当结合当事人从事的具体职业、经济来源情况、交易习惯等因素进行区分。如果当事人长期以案发时从事的工作为职业，该工作是其主要经济来源，而且双方曾经有过类似的交易，那么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反之，则应当认定为义务帮工关系。

　　（1）对于放贷收息型受贿的认定，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判断：一是借贷双方存在权钱交易关系；二是借贷双方并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主要表现为借款人无真实资金需求，资金用途与借款人事先承诺不符，借贷协议不规范或只有口头约定，借款利息畸高等。

　　车辆损失保险合同中的高保低赔条款系确定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而非免责条款，对其不适用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规定；但高保低赔条款不仅违反了保险利益原则，而且保险人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混淆了定值保险与不定值保险合同中给付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金融理财服务管理，故此时应保护被保险人的预期利益，认定高保应高赔。

　　（1）债务人具有自救意愿、具备自救能力的，人民法院可指导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民事和解制度，引导各相关利益主体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终结破产程序。

　　（2）人民法院在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程序上可采取债务人与管理人同时申请的“双申请”模式；实体上应确保债务人、全体债权人、管理人等各方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1）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性质完全不同，虽然两者都不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但后者对于其名义被借用是明知或应知的，前者却根本不知其名义被冒用，完全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故在对外法律关系上，两者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借名股东遵循的是商事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需对外承担股东责任，而对于冒名股东而言，由于其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了所谓的股东外观，该外观系因侵权行为所致，故应适用民法意思表示的原则，被冒名者不应视为法律上的股东，不应对外承担股东责任。作为股东资格的反向确认，冒名股东的确认旨在推翻登记的公示推定效力，进而免除登记股东补足出资责任及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主张被冒名者应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以防止其滥用该诉权规避其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区分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对于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是否知情。由于公司在设立时并不严格要求投资人必须到场，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者默认的情形下发生，故被“代签名”并不等同于被“盗用”或“盗用身份”签名，因此，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字并非是登记股东亲自签署，并不能得出其系冒名股东的结论，即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情况作为唯一判定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冒名者持有其身份材料是否有合理解释、其与冒名者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牵连等因素作出综合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所要求的，因重大过失的行为人欠缺一般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注意，其漠不关心的态度已达到极致，从而与故意的心理状态在客观的外在行为表现上的界限模糊。投保人故意还是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也往往是案件的争议焦点，金融理财服务管理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分析，通过投保人客观化的外在行为表现认定其主观心态。

　　（1）某电气公司减资程序的瑕疵问题。注册资本作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基础，亦是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注册资本的不当减少将直接影响公司对外偿债能力，危及债权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根据该条规定，减资程序中的报纸公告是一种补充告知方式，只有在无法直接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公司才可仅采用公告进行通知，如果债权人可以被直接通知，则公司不能以已经公告作为抗辩的理由。本案中，某电气公司在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导致债权人丧失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2015年12月17日，在某电气公司已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后，再召开所谓的债权人会议，显然不能认定履行了法定的减资程序。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故对公司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2）公司减资能否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的问题。公司减资对债权人影响甚巨，减资股东取回出资，将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等同于股东优先于债权人收回所投入的资本。而减资股东即便未取回出资，但其对公司的投资性质已由股权转为债权，等同于股东可以与债权人同一顺位获得清偿，变相减少了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财产。此时，也应当通知已知债权人并给予相应保护。本案中，在某电气公司增资时，王某、王某甲抽逃增资，至某电气公司减资时并未补足出资，即使王某、王某甲在减资时未支取某电气公司的其他款项，但王某、王某甲抽逃的增资等同于在减资时取回了出资，导致某电气公司净资产减少。同时，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了实际侵害，而王某、王某甲作为减资股东，其违法减资行为亦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果，故程序存在瑕疵的减资不能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

　　（1）应收账款质权的效力范围及于应收账款上设定的抵押、质押、保证等从权利；应收账款上设有其他担保性权利作为增信措施的，若该担保性权利在出质时已经披露，应收账款质权的效力范围也及于该担保性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应收账款出质后，出质人对应收账款的处分权应受到限制。未经应收账款质权人同意，应收账款出质人不得以法律行为减损或消灭已出质的应收账款。

　　辅警作为合同编制的工作人员，根据规定只能从事辅助性工作。根据工作安排负责处理非现场道路交通违章，虽然违反上述规定，但不影响其从事的是公务的性质，因此应认定其属于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系受贿共同犯罪，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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